在《新传时报》的工作小结与成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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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新传时报》(CUC Campus Times, CUCCT)创刊于2014年1月1日,是中国传媒大学第一份社区报。

笔者作为《新传时报》的首任主编,参与了这份报纸初创时期的团队建设、策划、设计、编辑和运营工作,这篇文章是关于我在《新传时报》工作的小结与成果展示。

一张社区报的诞生: 从一个理念到四项大奖

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(Ferdinand Tönnies)的“共同体”又译作社区,阅读了他的著作让我认识到“共同体”在当下社会的重要意义。传媒大学教师陈凯女士曾经教授我英语公共课,她的《走进美国社区报》让我了解到美国“社区报”的模式。

在经历过几次失望的校园媒体实践之后,笔者决定要在传媒大学做一份关切师生切身利益,不空谈,做实事且有行动力的倡导性“社区报”。“社区报”方案得到了学院经费支持,我牵头组织了一个五人编辑团队和二十人的记者团队,着手在2014年年初出版第一份新报纸。

《新传时报》以师生,尤其以学生读者利益为主导,摆脱传统校园新闻的弊病,坚持新闻报道和编辑品质,在创刊之后成为了中国传媒大学最有影响力的新闻媒体品牌之一,订阅量稳定在2000人,微信公众号(CUCREPORT)单篇文章阅读量破本校媒体纪录。并在创刊一年后便斩获《中国日报(香港)》评选的华语校园媒体四项大奖,获得业界、学界肯定。

“社区报”为美国社区民主治理提供了动力,让社区成员更加便利,让社区更有人情味。在《新传时报》担任主编期间,笔者对于社区媒体对社区的改变有了切身体会,并且完成了两篇关于社区新闻的研究论文(其一)(其二)。

策划:从细节开始追求高质量的新闻

一份《新传时报》的头版。(点击查看大图)

在《新传时报》创刊期间,笔者组织了体例标准的设计和制定。

报纸是“传统媒体”吗?其实并不竟然。一份拿在手上很有质感的印刷物,现在还不会过时。

中国报纸的“传统感”是从细节中体现出来的,中国的读者要是读到西方的报刊,恐怕会大觉新鲜:原来报纸还可以这样玩。做一份第一眼就让读者惊喜的报纸,这是《新传时报》创刊团队最初的目标。

创刊伊始,《新传时报》的编辑团队就开始对成熟的报刊进行了考察,通过长期在法国工作的刘昶博士,我们获得了许多来自欧洲的报刊,其中还有很多针对性很强的欧洲校园报纸。

《新传时报》报头设计经过多人提案和多轮焦点小组检视,最终成型。电脑字体、金石气过重的字体都未能获得受众亲睐。

我们用半个月参考了多家国内外报纸之编排守则,力求在产品界面上就显示出新意。

在颜色的选取上,我们使用了符合新闻学院自由、冷静、专业主义价值观的《卫报》The Guardians)蓝。《卫报》是欧洲最重视视觉的大报之一,也是最早进行数据视觉化(Data Visualization)的报纸。

而报头设计则进行了多轮次焦点小组访问,才确定了从欧阳询字帖中寻找出的“新传时报”四字,欧阳询的字体端庄但不乏清新之气,有现代感,读者反映较为亲切。

《朝日新闻》报头与《新传时报》报头均来自欧阳询字帖。

事实上,欧阳询也深受报人喜爱。日本《朝日新闻》Asahi Shimbun)的报头就使用了欧阳询《大唐宗圣观记》中的字。通过在图书馆搜寻欧阳询字帖,我们确定了新传时报最终的报头。为了以后可以开发周边产品,我们还将扫描后拼出的“新传时报”矢量化——现在,“新传时报”制作了包含LOGO的钥匙串、明信片、马克杯、工卡等周边,这些周边通过多次读者交流活动发放给热心读者。“新传时报”在创刊阶段对于报头字体的考究,让“新传时报”进一步开发为校园内的IP(Intellectual Property)奠定了基础。

排版中的细节往往影响受众对于信息的感受。比如中国报业常用的“报宋”和“新报宋”以及“兰亭宋”这三个字体,这三种字体差异只存在于一些细节——“新报宋”考察了日本汉字字体,改革了老“报宋”,使得“新报宋”在整体感上感觉更佳,但“报宋”优势在于中国报刊长期以来使用这种字体,给人以一种“权威”感;而“兰亭宋”则被“市场化报刊”亲睐,这个字

《新传时报》经常举行专家编务会,交流业务技能。图为中新社美术总监为《新传时报》创刊进行指导。

体比“报宋”锐利,有现代气息,给人犀利、清新之感。《新传时报》内文字体、体例等也经过了与中国新闻社(“中新社”,China News Service,CNS)专家、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教师的论证,才最终确定。

创刊团队用了半个月的时间“务虚”,这种对于细节执着的匠心,成为了《新传时报》团队一直传承的精神。

运营:用全球视野做在地服务

最初《新传时报》就定下了全球在地化(Glocalization)的运营策略。

《新传时报》最初定位,即有着浓厚的北美风格,“社区报”是美国社会的支柱,在加拿大也有很好的发展,“旅店、酒吧和报馆”是美国城镇的“标配”,“社区报”为美国的民主提供了基础的物质保障。

“哄台”曾经是中国传媒大学的传统,但近年来,已经没有大规模、有组织的“哄台”。图为2011年11月,中传一场校园歌手选秀比赛中的哄台场面。Jensen/图

中美虽然国情有别,但对于社区来说,传递必要的信息和凝聚基本的共识,可以说是两国社会共同需要的。尤其在网络崛起的今日,传媒大学校园的公共生活空间不断被挤压,社区成员,即师生也日益“原子化”(Atomization)——过去传媒大学传统的舞会,甚至是有特色的“哄台”(在传媒大学的舞台上,演出者会受到最严苛的考量,如有失误将会得到嘘声,纸飞机、纸卷也会被人扔上舞台),都已式微。

用全球性的工具,让在地社区成员重返公共空间,是《新传时报》的宗旨。而实现这一宗旨的办法,就是如《新传时报》口号所言,做“离我们最近的新闻人”。

以笔者组织的“学代会”采访报道为例。

《新传时报》对中国传媒大学学生代表大会的报道。

《新传时报》的“在地”体现在,真正将读者利益放在第一位,关切“读者利益”(Human’s Interests)。

例如,在“学生代表大会”期间,《新传时报》真正以学生关切视角报道了这一会议。尤其着重报道了“学代会”中常年反映但未得到解决的议题,如宿舍硬件设施改造、选课、体能测验科学性和综合测评体系等问题。

而“全球”体现在,虽然是关注本社区内部事务,但《新传时报》仍然用全球性的视野和技术,进行报道——“小题大做”,本应如此。

在“学代会”闭幕之后,我们迅速获取了“学代会”发言稿、议案和代表的人口统计学数据,在学代会闭幕后制作“信息图”(Infographic)。我们从一开始就组建了专业的数据视觉化团队,《新传时报》在进行采写工作时,采用“项目制”,“数据视觉化”团队不仅是“工具”,实际上,很多报道选题是以他们主导的。(点击下图,可以浏览大图)

《新传时报》制作的“学代会”信息图。

《新传时报》运用新的“全球性”传媒技术——“数据新闻”和“数据视觉化”,做“在地”服务,传递信息,监控社区,为师生决策提供帮助。还有一些案例:(点击浏览大图)

就业率分析,认为“读研”签约率更高。
新生忧虑情况,帮助学校疏导新生心理状况。
公布“体测”合格率,检讨“体测”标准是否科学。

《新传时报》在《中国日报(香港)》评选的“校园学报奖”中获奖的一个原因,就是超前使用了数据视觉化技术,进行本地新闻的报道,版面丰富且内容重要。

而另一个原因,在于《新传时报》将“人名”数量和“人脸”数量作为编辑时的量化标准——《新传时报》是社区报,报道中一定要凸显社区成员的主体地位,需要将真名和“真相”刊登在报纸上——这是美国社区报的操作标准,我们也引用到实践中,事实证明效果甚佳。

在就业季现场进行的拍摄,抓到了用人单位和许多毕业生的表情。这张照片是我采访时拍摄的。右上角则是在传媒大学学生中非常有威信的田维义副校长,《新传时报》对他进行了专访。

团建:全真模式下做中学

《新传时报》目前仍然正常运转。正是在团建中强调“全真模式下做中学”,使得《新传时报》解决了“人员流动性”和“自我矮化”这两个问题。

在团队建设时,《新传时报》明确责任,记者对编辑负责,编辑对版面负责——这样的分工,保证了采访者不自我设限,在选题上,尺度由编务会负责,释放记者和撰稿人的创造力。学院内报刊经验丰富的专家帮助我们把握最终报道的尺度,一些“敏感”话题一般可以通过技术性处理刊发。《新传时报》关切师生利益也代表着可能触碰校园生活中的“痛点”,《新传时报》曾经报道过校园内的快递管理混乱问题、饮用水质量等话题,这些选题得到了读者的热烈反响,但也让一些部门、商户不满,但《新传时报》报道的专业度保障了自身的安全。

由于在实践中“全真”,《新传时报》的发刊质量也得到了保障。尽管《新传时报》无法发放工资,但“做出真东西”的快感支撑了我们的团队。也由此,《新传时报》的编辑团队在实践过程中获得了成长。每次出刊前和发行后的编务会,大家都会分享经验和新的知识,“师哥”“师姐”带“师弟”“师妹”,使得《新传时报》在多次换届后仍然保持着较高的业务水准。

笔者制作的《新传时报》英文版宣传页,这三位同学是报纸编辑团队成员,他们在走出传媒大学后的事业、学业上发展顺利。

《新传时报》给笔者也带来了许多财富。在这里,我和团队成员一同学习,将在新闻学院学习到的业务、理论知识转化到实践中,让我对于“新闻学”有了更深的理解,帮助我成为了一名“新闻业务”方向的硕士研究生。在专业技能上,《新传时报》让我更加熟练Adobe的若干专业软件,在于数据新闻团队合作的过程中,我也掌握了信息图的制作流程和方法。《新传时报》亦让我明白,作为团队领导应当如何承担责任,面对压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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